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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重建至明代，单色釉生产除了对早期青瓷釉色的直接传承外，还开始模仿烧造宋代汝窑、官窑等名窑的釉色，在瓷器生产中复古虽然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深究则有其社会文化原因，应当是明代社会对遭受元代破坏了的宋代文化重建的努力。明建国之初，太祖诏定祭礼器改用日用的瓷器，文献有命龙泉烧造礼器之载，而在景德镇的考古发现有洪武时期的白釉“官用供器”铭盏，也是单色釉瓷器。至嘉靖时期定坛庙祭器，开始分别为红、黄、白、月白、青五色，并成定制。据万历《大明会典》载，坛庙祭器虽沿用三代礼器簠、簋、笾、豆、登、铏、尊等名，但实际上簠、簋以大碗代替，笾、豆以盘代替，和日用器物更加接近。清乾隆月白釉豆高26.5厘米据雍正《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祭礼器因袭明代旧制不改。至乾隆十二年，在沿用五种色釉的瓷器作为坛庙礼祭器的同时，认为祭礼器和日用器物相类，不合古制，遂采纳三代青铜器物的造型，重新烧造不同釉色的簠、簋、笾、豆、登、铏、尊等。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礼祭器看，乾隆新定烧造仿三代铜器造型之瓷质簠、簋、笾、豆、登、铏、尊的制度到宣统时期一直存在。如此，单色釉瓷器在用途上，又是当时协和天地、沟通人神的重器，是瓷器生产服务于国家大事的内容。清雍正鳝鱼黄釉仿青铜壶放眼看世界明代以前，单色釉瓷器主要以青白黑黄红绿等色系为主，主要为中国本土技术。金代孔雀蓝釉／孔雀绿釉生产技术传入中国并在北方发展，至明代这种技术随着国家的统一进入景德镇，是景德镇窑场为引进外国单色釉生产技术之始。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生产的50多种釉色中，外来技术不少于三分之一，其中单色釉技术既有来自东洋的，也有来自西洋的。清代御窑厂为生产御用瓷器对外来技术的引进与学习、消化的努力与成功，是有清一代放眼看世界学习并取得成功的少数例子之一。清乾隆蟹壳青釉如意绶带耳葫芦瓶高18.5厘米宽16.6厘米北美十面灵璧山居藏为生产出高水平的瓷器，也或者为了与全国各名窑场竞争，景德镇窑场不仅向国外学习，也能放下身架向全国各地学习，旧时的景德镇瓷器生产行业是“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其中匠从八方来，正说明其技术来自各地。明代景德镇之所以能在几大官府窑场的竞争中胜出，并成为中国的瓷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景德镇御器厂在明代天顺时期以前已逐步掌握了白釉、铜红釉、龙泉青釉的烧造技术，而且与磁州窑、钧窑和龙泉窑相比，产品质量更胜一筹。到天顺八年成化皇帝继位以后，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窑场仅保留景德镇一处。景德镇集天下各窑场釉色品种大成并发扬之，使得景德镇窑场的产品空前多样。与景德镇相比，其他各处宋元时期的名窑场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步式微沦落为地方性窑场，产品只能行销一方。各地传统单色釉品种在景德镇烧造成功的过程，正是景德镇由名窑场之一走向瓷都、走向垄断地位的写照。清康熙青釉“鱼跃龙门”莱菔尊高19.4厘米宽7.8厘米该莱菔尊撇口，细长颈，丰肩，深腹，外腹微弧，收底，足底内凹。通体施青釉。颈下部凸起弦纹三道，腹中部至足凸印“鱼跃龙门”图。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莱菔尊豇豆红的多，这种粉青釉的很少。康熙时期大件瓷器居多、民窑居多，而像这样的精致官窑却很少。以上关于单色釉瓷器生产历史的看法，以及置之于中国古代陶瓷生产大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礼法系统内的思考，自然有很多不足甚至是不对的地方，但是如能引起观者与读者从文化传统、礼法制度的大端出发去审识单色釉瓷器艺术成就之外的深层价值，则我愿也。清乾隆仿官釉三羊开泰尊高34厘米宽25厘米玫茵堂藏文章来源：《中国收藏》年10月刊《世俗文化下的另类》作者：王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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